七三九、邓小平签特殊通行证 许世友秘密土葬无墓碑

不肯治病不上北京

　　1985年10月22日，一代名将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八病区告别了尘世，享年80岁。

　　北京医疗条件那么好，许世友为何不愿去呢？当时，许世友就十分清楚自己肝癌的凶险，他怕到了北京，就回不了南京，更回不了他的新县老家，那么，又怎么能实现他死后土葬的愿望呢？

　　对承办许世友的丧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均未涉及遗体究竟是土葬还是火化？当时除少数落后地区外，全国都禁止了土葬。南京军区上上下下都知道，许世友遗体处理是特殊的、例外的。

　　那还是在195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领导默默地传阅着1份关于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实行火葬的《倡仪书》。

　　当时，在这份《倡仪书》后面签名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八大。当《倡仪书》传到许世友手中时，他不仅没有签名，还找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对火化的不理解。

　　许世友是个出了名的孝子，这一点已闻名四邻。而每当许世友自己做错事，便会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认错。

　　许世友自参加红军后，睡梦中常常因思念母亲而泪流满面。他的部队两次路过敌占区的家乡，他都冒险回到家中探母。1952年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他请假回家看母亲。此时，离他1932年那次回家，母子二人已经有20年没有相见了。

　　那天，许世友翻身下马，见自家的门口站着1位老婆婆，一身褴褛，灰白的乱发犹如1堆乱草窝，脚上穿着露出脚趾的破棉鞋，身上背着1捆柴，许世友在那苍老的脸上寻找着20年前的记忆，却面目全非。还是母亲认出了儿子："你是友德娃吧！"

　　"娘，我是友德啊！"许世友"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面前，母子抱头痛哭。许世友为母亲擦擦眼泪，站起身，从母亲弱小的肩头卸下那捆树枝。他想到自己年迈的老母至今还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实在有愧，便又"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母子俩再次抱头痛哭了半个小时。

　　"友德娃啊，你大老远来家一趟不容易，俺替你烧水喝。"许母颤颤地起身，回屋里烧水。而跪在地上的许世友没有回母亲的话，就一直跪在那里。

　　■活着要尽忠死了要守坟

　　1957年冬天，这时已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他又一次回家。此时，许母已是78岁高龄。那天许世友到了家，许母正在喂猪。许世友在她的背后轻轻地喊了一声："娘，俺回来看你了。"

　　许母回头，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出了一朵花，然而，那朵"花"很快没有了，她说："友德娃啊，俺已是78岁的人了，俺母子俩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她双手颤抖着，抱着许世友痛哭起来。

　　许世友这位全国闻名的将军，在母亲面前却像个孩子，他伴随着母亲，呜呜地哭。

　　1959年许世友探亲，许母已经作古。许世友跪在母亲的坟边，喃喃自语："娘，忠孝难全，你老人家健在时我未能服侍你，我死后，一定来为你守坟。"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决定死后回到母亲身边，他有了土葬的想法。于是，他给大儿子许光写了1封信：

　　许光：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只有十多年了，你们可以先作准备。

　　1985年刚过了元旦，许世友交代秘书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要求党中央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足。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将军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他经常在朦胧中询问报告是否有了回复。

　　许世友要求棺葬的报告送到北京，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领导传阅，全国解放后，除了任弼时没有火葬，谁有这个胆量要求土葬？谁也作不了这个主。最后，报告送给了邓小平，请他拍板。

　　■一纸通行证司令魂归乡

　　邓小平最了解许世友，他瞻前顾后，最后感到许世友毕竟是许世友，全中国只有一个，便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0月26日上午，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受邓小平委托来到南京军区，郑重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他说："许世友在60年的戎马生涯中，战功赫赫，百死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邓小平同志签的特殊通行证，这是特殊的特殊。"

　　王震一连说了7个特殊，这在当今中国领导层中，谁能有这种评价和待遇呢？鉴于邓小平对许世友的这些高度评价，谁还能提什么意见呢？

　　10月31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南京向许世友遗体告别时，刚刚还是万里无云的天空瞬间突变，电闪雷鸣，持续了20分钟后，天空又是一片晴朗。有人神秘地说："老天爷哭了，它这是为许司令送行啊！"

　　棺木的原材料，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派人到广西的原始大森林里采伐的楠木。南京军区工程机械连在10月22日来到了万山之腹的许世友家乡新县许家泵的墓址，开挖墓穴，迎候老司令魂归故乡，归依高堂。

　　许世友土葬的消息并没有公开。灵柩归故里的日期只在极少数高层人物的掌握和筹划之中，越发将许世友的葬礼搞得神秘化，人们都在暗地里窃窃猜测。

　　11月7日晚11时，护灵柩的官兵们突然接到整装出发的紧急通知，担负护送灵柩的负责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范志伦在11月8日零点整时举起右手，用力一挥，朝灵柩车队低声命令："出发！"

　　11月9日凌晨车队抵达新县许家泵。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车队抵达时又是半夜时分，所以，没有任何人迎接，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

　　许世友灵柩到达墓地时，早已等候在此的工兵官兵们忙开了，除了铁锹铲土的声音，四周静得出奇。

　　■墓穴不设碑灵柩藏宝物

　　东方终于露出一丝鱼肚白，千山万岭披上彩霞之际，隆重而又秘密的特殊葬礼终于顺利完成，我们的老司令许世友同志终于入土为安。从此，犹似唐诗宋词中描述的青溪绕田的小山村增添了一景：英雄许世友之墓。

　　许世友的坟茔紧靠着父母的墓穴，了却了他"死后尽孝"的最后心愿。墓穴坐落在青山绿树丛中，却没有任何的修饰，当时中央规定，不许设墓碑。可是，由于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反映，1年后，由王震出面提出，为许世友竖了1块高高的花岗岩石碑，著名画家范曾手书7个大字：许世友同志之墓。

　　到墓前瞻仰的人们，暗地里传说着许世友的墓穴中存放着几件"宝贝"，这确有其事，也是公开的秘密。为了寄托哀思，在灵柩里放了几件物品：许世友生前戴的奥米茄手表，天天收听的半导体收音机，1瓶茅台酒，1支心爱的猎枪及100元人民币。

　　有人说，这几件随葬品了不得啊！它们有着特殊的意义：酒---壮胆；枪---打鬼；钱---买路。许世友到哪里都会通行无阻！（据《文摘》）

七四0、解放军中唯一的一位“三军少将”

 有一副挽联浓缩了曾克林将军的一生：“长征有功抗战有功解放有功挺进东北立头功延安汇报建奇功；陆军有您空军有您海军有您建设海航更有您万里海空铭记您。”

    抢占东北的“先锋官”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朱德总司令先后发出了向东北进军的第一号、第二号命令，李运昌同志领导的冀热辽军区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指挥冀热辽军区一万三千多名主力部队和二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纵队进军东北。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同志，率两个团及朝鲜义勇军支队共4000人，会师苏军攻克山海关，捷足快进，于9月5日首先抵达沈阳，与先期占领沈阳的苏军会合，出任沈阳卫戍区司令员。

    为使党中央尽快了解东北情况，9月中旬，他作为重要“信使”，与两名苏军军官一起，乘坐苏军飞机飞往延安汇报情况。刘少奇同志称赞曾克林同志为抢占东北的“先锋官”，迅速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同志的汇报，经向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报告后，党中央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战略决策，向全党发出了指示，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临时东北局。很快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等回到沈阳，展开工作；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十万大军海陆兼程，抢在了国民党军队前面，提前进入东北，完成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要地关键性一步。

    我军现代化的先行者

    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武器装备有了较大发展变化，工兵、炮兵、装甲兵日益增多，并在战争中大显神威；空军、海军也在筹建中。我军开始了由过去的单一步兵向现代化的诸军兵种合成军转变。此时，曾克林同志顺时应势，服从组织安排，能上能下，先后从陆军转入装甲兵、空军和海军，并担任要职，创造了诸多“第一”，成为我军高级将领向现代化转变的先行者之一。

    1949年2月，东北野战军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战车师，组织上决定调曾克林担任师长，为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10月空军成立，朱总司令亲自找他谈话，又让他到空军工作。他到空军报到后，随即作为空军党委的代表，与其他同志一起，到南京组建了空军第一个航空兵混成旅。该旅下辖三个飞行团，后扩建为三个航空师。

    1952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海军又一个新的兵种诞生。曾克林调任航空兵部副司令员，旋即到上海组建海军航空兵的第一支部队——航一师，并兼该师师长。从此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先后担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第一航空师师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顾问、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兼党委书记。

    为了打破敌人的空中袭扰，夺取浙东沿海的制空制海权，1954年初，由华东空军、海军和浙江省军区联合组成了前线总指挥部，海军航空兵根据上级作战部署，在宁波机场组建了浙东前线对空指挥所，曾克林任指挥员，他调整了部队部署，组织部队进行训练，随时准备迎接战斗。1954年3月18日，国民党空军出动F-47战斗轰炸机六架，对我进行护渔的华东海军舰艇部队进行袭扰。曾克林接到舟山基地请求支援的电话后，立即命令六团出击。该团副大队长崔巍、中队长姜凯迅速驾机起飞，一举击落敌机两架，取得了海军航空兵首战胜利。

    1954年5月，曾克林又在宁波指挥部队参加了解放东矶列岛战斗，取得了击落敌机六架、击伤一架的战绩。接着，他积极贯彻上级关于“力量向南伸”的方针，指挥部队积极寻找战机，从1954年6月到12月，多次战斗起飞，又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各两架的战果。经过半年较量，浙东沿海的制空权已完全被我掌握，为解放一江山等敌占岛屿创造了条件。

1955年以后，海航部队又参加了浙闽沿海对敌作战、封锁金门作战、保卫海南岛、抗美援越等一系列战斗，部队涌现出了“海空雄鹰团”、战斗英雄舒积成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每当有战事的时候，将军总是到第一线检查指导工作或亲自指挥，为保卫祖国海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忠义）

七四一、解放军陆军由70个军变成18个集团军的发展变革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新华社发布中国政府《２００６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首次向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机动作战部队共有１８个集团军。

    

    而在这之前，人民解放军陆军军的数量始终是一个谜，其实人民解放军陆军军的数量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它的鼎盛时期是在１９４９年，当时人民解放军陆军共有７０个军。

    

    ７０个军是如何变成１８个集团军的呢？笔者进行了系统考证，全方位扫描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陆军由７０个军演变成１８个集团军的来龙去脉，以此昭示人民解放军的精兵之路。

    

    ７０个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形成

    

    人民解放军陆军历史上的７０个军是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命令各野战军所辖纵队改称军，全军共编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

    

    当时，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共下辖带有军的１９个兵团，其中第一野战军下辖第一、二兵团；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四、五兵团；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华北军区野战军下辖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第十八、十九兵团和所属军在解放战争后期改隶第一野战军。

    

    全军五大野战军和兵团共下辖７０个军，其分布是：

    

    第一野战军共有１２个军，分别是：第一兵团下辖的第一、二、七军；第二兵团下辖的第三、四、六军；第二十二兵团（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新疆起义部队改编而成）下辖的第五、九军和独立第一、二、三军。此外，第一野战军还直接下辖第八军。

    

    第二野战军共有１０个军，分别是：第三兵团下辖的第十、十一、十二军；第四兵团下辖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第五兵团下辖的第十六、十七、十八军。此外，第二野战军还直接下辖第十九军。

    

    第三野战军共有１６个军，分别是：第七兵团下辖的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五军；第八兵团下辖的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军；第九兵团下辖的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第十兵团下辖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军。

    

    第四野战军共有１９个军，分别是：第十二兵团下辖的第四十、四十五、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下辖的第三十八、四十七、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下辖的第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军；第十五兵团下辖的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八军；第二十一兵团（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陈明仁起义部队改编而成）下辖的第五十二、五十三军。此外，第四野战军还直接下辖第五十、五十一、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八军。

    

    华北军区野战军共有１３个军，分别是：第十八兵团下辖的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军；第十九兵团下辖的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第二十兵团下辖的第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军；第二十三兵团（１９４９年９月绥远起义部队改编而成）下辖的第三十六、三十七军。此外，华北军区还直接下辖第六十九、七十军。

        ７０个军精简整编裁减扫描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２００３年，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１０次大裁军，成建制裁减军的建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夕至１９８２年９月。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７次大裁军，共撤销和改编了３８个军，其中１５个军撤销，２３个军改编成军兵种部队和经济建设部队。此外，建国后，人民解放军兵团建制全部取消，军直接隶属大军区领导。

    

    第八军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９日撤销，军部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

    

    第五十八军军部机关１９４９年９月与河南军区机关合并，所属部队调归河南军区和湖北军区。

    

    第七十军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撤销，所属部队调归第六十七军和华北军区。

    

    西北独立军第一军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撤销，所属部队调归六十二军。

    

    西北独立第二军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撤销，所属部队调归宁夏军区。

    

    西北独立第三军１９５０年５月撤销，所属部队调归西北军区。

    

    第五十二军１９５１年９月２日撤销，所属部队归二十一兵团直辖。

    

    第五十三军１９５１年９月撤销，所属部队归二十一兵团直辖。

    

    第六十一军１９５２年７月撤销，所属部队调归第六十军和川北军区。

    

    第六十二军１９５２年７月改编成西康军区，所属部队改编成公安部队和西南军区部队。

    

    第十八军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改编成西藏军区。

    

    第十七军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７日撤销，所属３个师分别改编为兴仁军分区、镇远军分区和独山军分区。

    

    第四十八军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５日改编成第二十一兵团兵团部，所属部队改编成公安部队和工程部队。

    

    第四十五军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与第四十四军合编为五十四军。

    

    第二十二军１９５８年２月与其他部队合编为守备部队。

    

    第二阶段：１９８５年百万大裁军，共撤销了８个军。

    

    第三阶段：１９９７年５０万大裁军，撤销了２个军。

    

    第四阶段：２００３年２０万大裁军，撤销了４个军。

    

    新中国成立后的１０次大裁军，人民解放军陆军共撤销了２９个军。

    

    ７０个军转隶为军兵种扫描

    

    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是单一的陆军，陆军又以步兵为主，海军、空军和其他军兵种部队基本上是空白。新中国成立初期到１９５６年，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共建立了１０个军兵种领导机关。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１日，成立了空军领导机关；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４日，成立了海军领导机关；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成立了军委通信部；１９５０年８月，成立了炮兵司令部；１９５０年９月，成立了装甲兵司令部；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８日，成立了公安部队领导机关；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成立了防空军司令部；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成立了工程兵司令部；１９５３年９月９日，成立了铁道兵领导机关；１９５６年１月，成立了防化学兵部。至此，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军兵种已基本上得到了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７０个军的大变革正是为满足这些军兵种发展的需要。

        

    有４个军改编成海军：第三十军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６日改编成海军，所属部队分别调归第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第十军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５日撤销，军部和１个师调归海军，其余部队改编为装甲兵和调归华北军区；第三十五军１９５０年１月撤销，军部及军属炮兵团改编成华东海军，所属３个师分别改编成绍兴军分区和杭州警备区；第四十四军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撤销，军机关并入中南军区海军机关，一三一师调归海军青岛基地，其他两个师分别调归五十四军、四十三军。

    

    有６个军改编成空军：第四十九军１９５２年１月８日改编为空军第三军军部，所属部队改编为公安部队和转隶其他部队；第五十一军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４日改编成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第二十五军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０日整编成空军，所属部队１个师调归空军，其余调归第二十三、二十军和江苏军区；第十一军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改编成空军第五军，其一八二师改编为铁道兵，其三十二、三十三师分别调归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军；第三十三军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撤销，所属部队１个师改编为军委空军，其余部队调归第二十七军和福建军区；第十五军１９６１年３月改编成空降部队。

    

    有３个军改编成公安部队：第三十三军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改编成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４个师改编成公安师；第三十四军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撤销，军机关一部组建华东军区航空处，另一部和部分部队改编为华东公安部队；第二十九军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８日改编为军委铁道公安司令部，所属部队１个师调归军委空军，其余部队调归福建军区。

    

    有３个军的部队改编为炮兵：第四军１９５２年９月撤销，军部改编成中央军委城防高射炮兵学校，所属部队改编成炮兵和铁路公安部队；第七军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撤销，军部充实到第一高级步兵学校，部队改编成炮兵和空军；第三军大部分部队１９５２年６月合并到第一军，军部改编为西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所属部队两个师合到第一军部队，两个师改编成炮兵和空军。

    

    ７０个军支援经济建设扫描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７０个军中有７个军改编成农建部队、石油部队和建筑工程部队。

    

    第五军的前身是新疆民族军，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改编成新疆哈萨克自治区军区，后改编成伊犁军区，部队改编为农建师。

    

    第十九军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改编成陕西军区，所属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第五十七师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其余部队番号撤销。

    

    第九军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撤销，所属部队改变成新疆农业建设兵团第七、八、九师。

    

    第二军１９５３年３月撤销，军部整编成南疆军区，所属部队大都整编成新疆农业建设部队。

    

    第六军１９５３年５月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编成西北军区空军，所属部队改编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建部队。

    

    第三十六军１９５２年２月改编成建筑工程部队，部分部队归兵团直接领导。

    

    第三十七军１９５２年２月改编成建筑工程部队，部分部队归兵团直接领导。

    

    除了军部撤销外，人民解放军还将大量成建制的作战部队集体转业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

    

    １９５２年初，当时的人民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作出了部队集体转业的决定。这一年有４个整师、１１个整团，共４６．５万余名官兵集体转业，变成了铁路、水利、建筑、林业和屯垦大军。

    

    １９５４年８月，王震率人民解放军第一、二十二兵团集体转业，组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开发中国大西北。

    

    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国为开垦荒地，发展国营农场，将５个预备师、２个预备医院，共１０万官兵集体转业，开赴密山垦区和合江垦区。

    

    １９６０年２月，沈阳、南京、济南３个军区的３万官兵集体转业，奔赴东北松辽平原，开发大庆油田。当时，转业官兵占油田职工总数的５４％。

    

    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４年，国务院抽调１３万基层军官转业充实到商业、粮食、供销合作社，发展中国经济。

    

    １９６４年５月，中央组织部从部队抽调５５００多名军官转业到工交、财贸、农林等部门工作。

    

    截至１９６５年，共有５５万多名军官被政府安置到地方参加经济建设。

    

    十年“文革”期间，有４１万转业军官被错误地按士兵作复员安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纠正“文革”期间的错误，政府竭尽全力将复员安置的４１万军官改为转业，恢复了地方干部身份。

    

    １９８１年，有８万多名军官转业充实到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在这之后，更大的安置任务接踵而来。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两个兵种５１万官兵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和原配属的国家各部委。

    

    １９８２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干部转业走上正轨，每年大约有４万名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再没有出现过成建制的部队集体转业的情况。

    ７０个军保留部队现状扫描

    

    ２００３年，人民解放军进行第十次大裁军，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时期陆军的７０个军，在陆军只保留了１８个军，并逐渐发展成为集团军。

    

    这１８个军中有当年第一野战军中的１个军；第二野战军中的４个军；第三野战军中的４个军；第四野战军中的８个军；华北军区野战军中的１个军。这１８个集团军分布在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兰州、成都７大军区，成为解放军陆军的机动作战部队。

    

    陆军中保留的１８个军发生了三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从骡马化发展成摩托化和机械化。

    

    １９８５年，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机械化集团军试点，目前全军陆军机械化部队的数量已经超过半数。

    

    第二个变化是由步兵军转变为多军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在提出人民解放军裁军百万之前，就酝酿组建人民解放军的集团军。１９８０年３月，他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指出：要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接着，在一个未来作战研讨会上，邓小平又指出：有的同志提出来，过去我们也设想过，比如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不久，邓小平提出可以先搞一些军作试验。

    

    １９８３年，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转变的指示，经过反复论证，于１９８４年４月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的集团军。１９８５年百万大裁军后，人民解放军以步兵为主体的陆军军全部改变成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在此之前，人民解放军的步兵军不包括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等兵种，这些兵种都自成体系，战时临时配属给步兵军。

    

    目前人民解放军陆军的集团军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航空兵等诸多军兵种，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军兵种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超过了原陆军军，步兵不再是老大哥，专业兵种的数量超过了步兵，炮兵的数量居第一，装甲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

    

    第三个变化是隶属部队的编制变化。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命令各野战军所辖纵队改称军，当时军的编制是军、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现在部分集团军改为军、旅、营、连、排、班的编制，作战单元逐步小型化、合成化、模块化。

    

    在陆军军的变革中，不仅步兵的数量大大减少，骑兵、司号兵等不适应现代战争的兵种和专业被取消，伪装部队、特种侦察兵、气象兵等新型兵种专业不断产生。

    

    人民解放军陆军由７０军演变成１８个集团军的最大特点是“精兵、合成、高效”，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历史性转变。（《党史博览》）

 

七四二、571工程”之谜：毛泽东对林彪了若指掌的内幕

九一三事件过去30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

    

    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毛泽东、林彪检阅红卫兵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后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专列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调进北京的时间不长。1970年新总政成立，林彪提名在安徽“支左”立功的李德生（九大后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兼安徽省第一书记）当主任，毛泽东马上同意。

    

    5月19日，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新总政班子，说调你来当总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议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就这样，李德生又进了军委办事组。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913事件。

    邱会作、林豆豆、叶群和林立果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

    

    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视察国防工业成果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温都尔汗坠机现场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七四三、要求降军衔的将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军衔制对全军指战员来说是个新鲜事，因此《条例》一颁布，就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想到肩上就要添"金"增"银"，大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最初的方案中，毛泽东被推举为大元帅，毛泽东知道后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不好搞的工作。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呀！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理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但由于他不同意，所以此衔一直空缺。

　　在讨论评衔工作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可评元帅，李先念等几位同志也已被列入大将名单，这些主要负责同志，对于创建人民军队，参与重大决策，指挥重要战役，都有卓著的功勋，完全符合当时评定将帅军衔的标准，给他们授衔都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们都主动让了，都提出"不要评了"。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要军衔的事，对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又主管授衔工作的徐立清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同时他也很受鼓舞。论资历，徐立清是红军时期的军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正兵团干部；论功劳，徐立清是身经百战的战将，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新四旅政委，解放新疆功勋卓著，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徐立清都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但他却主动提出，自己是主抓这次评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

　　做通家人的思想工作后，徐立清向罗荣桓部长写了低授军衔的报告，申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罗荣桓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来到罗荣桓办公室，刚一坐下，罗荣桓就带着批评的口吻说："评级评衔，这是中央军委定的，你是符合授上将军衔条件的，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郑重请求不要大将军衔，希望降为上将。毛泽东赞扬许光达"是一面镜子，共产党自身的明镜！"

　　前有毛泽东不要大元帅，后有许光达不要大将，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他连夜给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光达对徐立清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有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要求低授这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决不能半途而废。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恳请军委和总部领导批准他低授的要求。

　　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罗荣桓手里，罗荣桓部长和赖传珠、宋任穷副部长立刻开会商量，他们认为徐立清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授予他上将军衔是名至实归。尔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授徐立清上将军衔。

　　授衔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徐立清更加食不甘味。此事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你多次申请低授，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难能可贵。不过，你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以为自己是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低授......"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结果，周恩来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反而是徐立清做通了周恩来的工作，他同意了徐立清低授的请求，由上将改授中将军衔。

　　再三主动让衔的徐立清感动了周恩来，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打电话专门邀请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镜子，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之后周恩来还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七四四、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1〕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2〕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3〕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4〕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5〕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6〕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7〕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8〕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9〕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10〕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11〕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12〕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13〕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14〕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